程昌国

“文革”期间，各民主党派被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，停止了一切活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上拨乱反正，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始工作。农工民主党也在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甘肃未能有农工党员出席，但有少数党员从外省移户至兰州，在兰州工作和生活。

我是1958年从湖南调来兰州的，在湖南中南土建学院教书（当时是副教授），1956年加入农工民主党，当时湖南农工党领导人董爽秋对我印象很好，因他的介绍农工党中央初步知道我工作尚能积极。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，甘肃未有人出席，农工党中央即与甘肃省委统战部商议，暂令兰州铁道学院程昌国作为甘肃代表前来开会，以后看其表现再定取舍。因此，我即于1979年10月初，由省委统战部帮助，派人送我乘飞机去北京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。在会上听了中央领导同志宣讲农工党过去的历史，并发给农工党组织章程本子，以便回来办事。

1980年夏秋之间的某日，在西固兰州棉纺厂有一位姓石的同志（因已隔25年，名字记不清了），自称是山东青岛人，原来在青岛加入农工民主党，他获悉甘肃要筹办农工党组织的消息，便自动到省委统战部请求登记。统战部询问其工作职位是棉纺厂高级技师，于是遂令其某日到宁卧庄来开会，届时统战部召集我、师范学院郑麟翔以及兰棉厂石某一起商议。统战部长王世杰、副部长王尚乾主持，王世杰部长说，你们三个人可推举一人做主任，其余二人为副主任，机关名称为“农工民主党中央直属支部”，可在统办大楼找一房间作为办公室。我当时觉郑麟翔年龄比我大一岁又是正教授，想推举郑为主任，但郑坚辞，他素性较保守，书生气十足，故最后还是由我当了正主任，他们为副主任。我便择日邀请在兰的原从外省迁来的旧成员宋景楠、刘曙清以及郑麟翔、石某等在统办大楼开会，决定暂时在每星期五下午三点起开会学习一次，学习统战政策以及农工党组织章程。当时工作除学习外，应当注意发展组织，省委统战部派来工作干事王波常驻，以便开展工作。我因在铁院有教学工作不能天天来办公，只能暂时每周与同志们聚会一次。

如此进行仅两三周，不料意外之事发生，兰棉厂石某不知何故染上怪病卧床不起，我便亲自于星期天带慰问品前去探望，见他卧在床上不能言语，我便关照其家属令其静养。稍过几天，第二次去探望时，其家人告之：医生说他目前已成植物人，再过几天传来消息，竟已经去世。我除派人送花圈以及其他奠品外，只好一面报告省委统战部，一面寻找继任人。当时在兰州诸人（外省迁来的）中，却有一对夫妇隐藏未出面，即马际全与朱继琼，我查得朱继琼是铁路中心医院小儿科主任，他们从北京迁来，农工党中央也知其名，且朱继琼的成绩久有盛誉。于是我亲自去中心医院及家中拜访，朱先生不肯出来，我再三敦请才愿意共同为农工党的发展贡献力量，经报请农工党中央及省委统战部核准，朱继琼就职“农工党中央直属支部副主任”。

直属支部成立后，开始进行组织发展工作，根据规定原则，农工党吸收高级知识分子以医药卫生界为主，但为主并非唯一，只要该知识分子本身业务有一定水平，愿为党和人民衷心服务，就可以吸收。本此原则，首先在兰州各大医院及大专院校找对象，先要他（她）们填表，经支部核准后，成立了各处小组，以后扩展至兰州以外各州县。但筹创初期有些知识分子因受“文革”的影响，怕加入民主党派后招来祸害，故很多人颇裹足不前，我便请求老党员们向他们多方解释，并亲自向我所联系的朋友劝导，使他们解除疑虑，如此进行一两个月后初步吸收了新党员一两百人，待张言同志接我的班后，更发展迅速接近千人。